关于血型与性格的关联，最早可追溯至1927年日本学者古川竹二的研究。他通过对1245人的调查提出“血型决定气质”的假说，自此掀起了血型性格学说的热潮。现代科学界对这一理论普遍持否定态度。血型本质上是基于红细胞表面抗原的生理分类，而性格是心理特征的综合体现，二者分属不同领域。尽管如此，民间关于“A型血性格温和”“AB型血脾气最差”的讨论依然盛行，这背后既有文化传播的推波助澜，也存在认知偏差的深层原因。

在生理机制层面，ABO血型系统由A、B抗原决定，与神经递质、激素分泌等影响情绪的因素并无直接关联。例如A型血的抗B抗体、O型血的抗A/B抗体等，均属于免疫系统的生理功能，无法解释性格差异。多项心理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黄峰香团队对493名医学生的EPQ测试显示，气质类型与血型分布无统计学关联（P>0.05）；加拿大Kenneth等人对400名大学生的五因素人格测验（NEOPI）同样未发现血型与宜人性、神经质等维度的相关性。

二、文化建构中的“暴躁血型”

尽管缺乏科学依据，血型性格论在东亚社会仍具有强大生命力。日本文化中，AB型常被贴上“易怒”“神经质”标签，这与能见正比古等学者推广的血型学说密不可分。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的排行榜更将AB型列为“脾气最差”榜首，认为其“因敏感小事爆发怒火”。这类论断往往基于个别案例或模糊观察，例如某AB型人在压力下情绪失控，便被归因于血型特质，忽视了环境、教育等复杂变量。

对比不同地区的观点差异可发现文化对认知的塑造作用。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1964年的研究曾提出“温顺-坚强”指标与血型相关，但后续学者发现其样本局限于意大利裔群体，结论难以推广。而中国民间讨论中，O型血常被描述为“急性子”，B型血则被认为“冲动任性”。这种地域性差异进一步说明，所谓血型与性格的关联更多是社会心理建构的产物。

三、统计数据的矛盾与反思

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揭示出血型性格论的脆弱性。郭争鸣团队对381名医学生的气质类型分析显示，ABO血型间无显著性差异；日本垒球队虽曾按血型制定训练方案，但奥运成绩的提升难以证明血型因素的作用。反观支持性研究，如古川竹二的早期调查，其方法论存在明显缺陷：样本量不足、未控制环境变量、结论过度概括等。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看似支持血型差异的数据实则暗藏认知偏差。例如某网站统计称AB型人“83%曾因小事暴怒”，但未说明调查对象的年龄、职业等背景。心理学中的“确认偏误”效应在此显现：人们更易记住符合预设观念的事例，而忽视反例。血型分布的地域差异（如日本A型占比40%）也可能导致观察偏差。

四、科学视角的重新审视

从神经生物学角度看，性格形成是遗传、环境、教育等多因素交互的结果。双生子研究表明，性格的遗传度约为40%-60%，其余受后天影响。而血型作为单一位点遗传性状，难以解释性格的复杂性。即便是同卵双胞胎，若成长环境不同，其情绪表达方式也可能大相径庭。

现代医学研究更关注血型与疾病的潜在关联。例如A型血人群冠心病风险较高，O型血对疟疾抵抗力较强。这些发现基于抗原与病原体的分子相互作用，与性格无涉。将生理机制与心理特质强行关联，本质上是“生物决定论”的简化思维，忽视了人类行为的动态性和可塑性。

血型与性格的关系长期游走于科学边缘，其流行反映着人类简化认知复杂性的本能。现有证据表明，所谓“AB型脾气最差”“A型性格温和”等论断缺乏实证基础，更多是文化叙事与心理投射的混合产物。未来研究需超越表象关联，深入探索社会环境、个体经历对性格塑造的微观机制。对于公众而言，理性看待血型学说，避免陷入刻板印象的桎梏，才是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