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血型系统的遗传遵循孟德尔定律，由位于第9号染色体上的三个等位基因（A、B、O）决定。其中，A和B为显性基因，O为隐性基因。这意味着个体的血型表现型不仅取决于父母的血型，还与基因型组合密切相关。例如，A型血个体的基因型可能是AA或AO，B型血可能是BB或BO，而O型血只能是隐性纯合子（OO）。当父母分别为A型和B型时，其基因组合存在多种可能性：若父母均为杂合型（AO和BO），则子女可能继承两个隐性O基因，从而表现为O型血。

根据遗传学规律，A型（AO）与B型（BO）结合时，子女的基因组合概率为：25% AO（A型）、25% BO（B型）、25% AB（AB型）和25% OO（O型）。这说明，即使父母血型为A和B，仍有四分之一概率生出O型血后代。这一现象打破了传统认知中“A+B只能生出A、B或AB型”的误解，凸显了隐性基因在遗传中的关键作用。

二、血型遗传中的特殊现象

在极少数情况下，血型遗传可能因基因突变或罕见血型系统而出现异常。例如，孟买血型（hh型）是一种因H抗原缺失导致的特殊类型，其红细胞表面无法正常表达A或B抗原。若父母一方携带孟买血型基因（如hh型AO），常规检测可能误判为O型血，而实际遗传给子女的A或B基因仍可能显现。这种情况下，父母表现为O型血，子女却可能因继承显性基因而出现A或B型血。

ABO亚型（如A2型）也可能影响血型判断。例如，A2型个体的A抗原表达较弱，在特定检测中可能被误判为O型。若父母携带此类亚型基因，子女的血型组合会超出常规预期。这些特殊案例表明，血型遗传远比表面复杂，仅凭ABO系统难以完全解释所有现象，需结合基因检测和更精细的血清学分析。

三、社会认知与科学现实的冲突

公众对血型遗传的认知往往停留在“简单显性遗传”层面，导致A型与B型父母生出O型子女时，常引发对亲子关系的质疑。例如，浙江湖州曾出现父亲（AB型）与母亲（O型）生育O型血孩子的案例，最终DNA鉴定证实为生物学亲子，但血型矛盾源于罕见的基因重组现象。这类事件反映出，社会对遗传学知识的普及不足，容易引发家庭信任危机。

科学界对此早有明确结论：血型仅是遗传标记之一，不能单独作为亲子关系证据。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指出，ABO系统仅覆盖约30种血型抗原，而人类红细胞抗原总数超过600种。即使血型不符合常规规律，仍需通过DNA检测（如STR位点分析）确认亲子关系，其准确率可达99.99%以上。

四、血型鉴定的科学方法与局限

传统血型鉴定依赖抗原抗体反应，通过正向定型（检测红细胞抗原）和反向定型（检测血清抗体）确定结果。该方法无法识别隐性基因或罕见血型。例如，若父母携带Cis-AB基因（一种AB基因连锁突变），其子女可能表现出与常规规律不符的血型。此时需借助分子生物学技术，如PCR扩增和基因测序，直接分析ABO基因序列。

临床案例显示，约0.01%的人口存在ABO亚型或孟买血型，这类人群的遗传规律与常规模型存在显著差异。医学界建议在涉及亲子关系争议时，优先采用DNA鉴定而非单一血型检测，以避免误判。

ABO血型系统的遗传机制既遵循基本规律，又存在特殊性和复杂性。A型与B型父母生育O型子女的现象，本质上是隐性基因组合的结果，但其背后可能隐藏着亚型、突变或罕见血型等因素。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遗传多样性的理解，也警示公众需以科学态度看待血型与亲缘关系。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以下方向：一是完善罕见血型数据库，提高临床检测的精准度；二是开发快速基因分型技术，降低亲子鉴定成本；三是加强遗传学知识普及，减少社会误解。唯有科学与教育并重，才能化解血型遗传中的认知冲突，为家庭与社会提供更坚实的信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