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传统格局、历史风貌与文化遗产承载着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历史文化遗产面临过度开发、风貌破坏、保护资金不足等严峻挑战。2008年国务院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后续修订版本，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构建了系统性保护框架，确立了“科学规划、严格保护”的核心原则，要求保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平衡保护与发展的矛盾。2025年广东省出台的地方性法规进一步细化国家条例，通过预保护、责任主体明确等创新制度，为全国提供了地方实践经验。

从立法目标看，《条例》不仅强调对物质空间的保护，更注重文化传承与社会治理的融合。例如，其第四条明确要求各级将保护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体现了“主导、多方共治”的治理逻辑。在价值导向上，《条例》将历史文化遗产视为公共资源，要求“整体保护”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依存关系，避免碎片化保护导致文化脉络断裂。这一理念在苏州古城保护实践中得到印证：通过“跳出古城发展新区”的策略，苏州完整保留了双棋盘格局与传统建筑风貌，成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二、保护规划的制度构建

保护规划是《条例》实施的核心工具，其编制与执行直接决定保护成效。根据《条例》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在获批后一年内必须完成保护规划编制，内容涵盖保护范围、开发强度、传统风貌维护等五大要素，并需与城乡总体规划期限一致。以北京为例，其保护规划将“三山五园”文化景观纳入体系，构建了覆盖市域的历史文化网络，实现了从单体建筑到区域遗产群的系统性保护升级。

规划的科学性依赖于多方参与机制。《条例》第十六条要求规划审批前必须广泛征求专家、公众意见，必要时举行听证会，确保决策透明。广东在地方实践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要求，规定保护规划需结合资源调查评估，明确历史建筑的修缮标准与活化利用方向，并通过编制省域历史城市价值主题，引导地方特色发展。例如，湖州市在太湖溇港系统的保护中，通过整合城-镇-村-圩田网络，形成了兼顾生态保护与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的规划方案。

三、动态监管与评估机制

为防止“重申报、轻管理”，《条例》建立了全流程监管体系。第十二条首创“濒危名单”制度，对保护不力的名城名镇名村予以公示并限期整改。广东省在此基础上增设巡查检查制度，要求县级以上每年评估保护状况，对破坏行为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禁止在核心保护范围内新建干线公路、高压管线等可能破坏风貌的设施。

法律责任条款的完善是动态监管的另一亮点。《条例》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五条对破坏历史建筑、擅自更改保护标志等行为设定了罚款与修复责任，并将行政处罚与民事责任相结合，显著提高违法成本。例如，在福州三坊七巷的保护中，地方依据《条例》对擅自拆除历史建筑的开发商处以高额罚款，并责令其按原貌复建，有效遏制了商业开发对文化遗产的侵蚀。

四、活化利用与发展平衡

保护并非冻结式保存，《条例》鼓励在严格管控下探索合理利用路径。第二十二条要求地方改善基础设施与居住环境，为活化利用创造基础条件。广东永庆坊的改造即遵循此原则：通过微改造保留岭南骑楼风貌，引入文创产业与社区服务，使历史街区焕发新生，成为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

技术创新与文化挖掘是活化利用的关键。浙江龙泉依托青瓷文化遗产，系统梳理其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打造“非遗+旅游+电商”产业链，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经济融合。此类实践表明，活化利用需以价值研究为基础，避免“仿古造景”等伪文化现象。

五、地方实践与制度创新

地方立法对国家条例的补充与创新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广东省《条例》首创“预保护制度”，对尚未列入名录但具有保护价值的对象实施临时性保护，避免因申报滞后导致破坏。针对侨乡历史建筑产权复杂的问题，广东规定所有权不明的建筑可由代为修缮，解决了长期困扰保护的权属难题。

在跨区域协同方面，京津冀通过联合编制《历史文化资源脉络》，构建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提供了协同治理样本。这类实践提示未来立法需更关注区域文化关联性，推动跨行政区划的联合保护机制。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及其地方实践，构建了从规划编制到动态监管、从严格保护到创新利用的制度闭环。其核心价值在于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现代治理体系，通过法治化手段平衡历史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技术进步与公众参与需求增长，未来需在以下方向深化探索：一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如利用三维扫描、区块链建立遗产数据库；二是社区赋权机制的完善，引导原住民成为保护主体；三是生态-文化复合型保护模式创新，应对气候变化对遗产的威胁。唯有持续完善制度设计，方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战略目标，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