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地处中国南疆，多元文化交融的沃土孕育了独特的道教文化景观。自东汉末年道教传入以来，这片土地上既有葛洪炼丹的传说，也有壮族道公与师公教的神灵体系，更涌现出融合易学与本土信仰的现代道教实践者。在民间，道教与自然崇拜、祖先信仰深度交织，形成“村村有道公，户户挂八卦”的信仰图景；在学术领域，学者们通过出土文物与田野调查，不断揭示着道教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动密码。当代广西道教界更以慈善实践和理论创新，延续着千年道脉的生机。

一、道教在广西的历史演变

道教传入广西的记载可追溯至东汉末年，《广西通志》记载刘根、华子期等道士在容县都峤山修道炼丹，此地至今仍被列为道教第二十洞天。晋代葛洪求任勾漏令的传说，虽未成行，却在北流、邕宁等地留下诸多文化印记，徐作梅《北流县志》详细记载了勾漏洞作为葛洪修炼圣地的传说体系。南北朝时期出土的买地券实物，券文中的“青龙白虎”方位术语及李定度、张坚固等道教神格，证实当时道教已深入民间丧葬习俗。

唐宋时期道教迎来制度化发展，桂林延龄寺成为南方禅林重镇，唐太宗敕建的庆林观开创官修道观先河。宋代道教向壮族聚居区渗透，左江流域开始出现道观，壮族师公教将玉皇、三清等道教神祇纳入祭祀体系。明代道教与巫傩文化深度融合，如那羊山岩画中描绘的雷神祭祀仪式，既有道教建鼓元素，又保留壮族铜鼓文化的痕迹，学者汤惠生通过图像学分析，将其断代为明末兼具道教仪轨与原始巫术的混合形态。

二、民间信仰与道教融合

在壮族村寨，道公承担着贯穿生命礼仪的神圣职能。据民族志记载，年轻道公需经历四个月斋戒期，熟读《鬼脚科》《功曹牒》等经书，通过“跳五台”仪式脱胎换骨，方能在丧礼中“替死人开路”。这种传承体系与瑶族梅山派的度戒仪式形成对照——蓝靛瑶弟子需戴三元面具完成傩戏表演，徐祖祥研究发现，这种“巫+面具+驱疫”的模式，实为道教科仪与古骆越巫术的共生体。

道教神祇系统展现出强大的涵化能力。壮族麽教将三清与布洛陀共祀，师公教神谱中玉帝与蛙神并存；瑶族《鬼脚科》经书记载的120余位神灵，既有张天师等道教正统神格，也有“五色花大圣”等本土创造。这种多元融合在建筑符号中具象化：桂北侗寨的鼓楼飞檐多饰太极图案，而壮族干栏民居门楣必悬铜镜符箓，形成“道在檐角，法在门庭”的空间叙事。

三、当代道教代表人物

陈应伟道长作为广西道教协会副会长，开创了道教中国化的实践范式。他主持的白石山三清观不仅恢复“打醮祈福”传统科仪，更组织春节慰问孤寡的慈善活动，将“齐同慈爱”教义转化为精准扶贫实践，2025年慰问活动中为困境信众送去物资逾万元。在教义研究方面，他推动《道德经》与壮族嘹歌的结合创作，使玄理哲思以山歌形式传播乡野。

易学名家侯文波代表道教理论的现代转型。师从正一派陈罗伟道长，他创造性地将《周易》卦象理论与壮族鸡卜文化结合，形成“卦象-鸡骨”双元占卜体系。其参与的2019年龙虎山高功班，首次将壮族天琴引入道教斋醮音乐，这种跨文化实践被利米比亚驻华大使馆聘为文化顾问。作为江南区政协常委，他提出“道教生态观与左江流域保护”议案，推动建立道教生态保护区。

四、学术研究与文化保护

学界对广西道教的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趋势。考古学家通过桂林南朝墓出土的“李定度买地券”，重构早期道教传播路线；人类学家谢启昆在《广西通志》中记录的宫观沿革，为道教世俗化研究提供史料支撑。徐祖祥对梅山派度戒仪式的田野调查，揭示道教与傩戏的深层关联，其提出的“三元面具傩仪说”为理解少数民族道教提供新范式。

与民间协同推进文化保护工程。2013年广西道教协会成立后，全区恢复开放宫观10处，认定教职人员52人。数字化保护取得突破：崇左市采用3D建模技术留存那羊山岩画，梧州博物馆将葛洪传说开发为VR体验项目。但学者黄荣森指出，当前仍存在“经书传承断层”“年轻道公流失”等问题，建议建立道教文化生态保护区。

在八桂大地上，道教既是村民门楣的八卦镜，也是学者笔下的文化密码，更是现代实践者的济世情怀。未来研究可深入三个维度：一是壮瑶道教仪式的比较民族志研究，二是道教元素在乡村振兴中的转化路径，三是东南亚跨境道教文化圈的构建。正如那羊山岩画中巡行赛神的队伍，广西道教的传承发展，始终需要在古老智慧与现代价值的对话中寻找新的仪式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