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乡村振兴的战略图景中，乡土文化能人如同根系深扎的榕树，既承载着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又萌发着现代文明的新芽。他们既是传统技艺的守护者，也是乡村变革的推动者，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中构筑起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桥梁。从“村晚”舞台上的民间艺人到田间直播的“新农人”，从非遗工坊的匠人到乡土教育的实践者，这些活跃在基层的文化实践者正以独特方式重塑乡村文化生态，为千年农耕文明注入时代活力。

定义与多维属性

乡土文化能人特指扎根农村基层，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群体。根据中央《“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的界定，其涵盖工艺美术、表演艺术、文化传承等七大类别，既包括掌握木雕、刺绣等传统技艺的民间工匠，也包含利用数字技术传播乡土美学的青年创作者。这类群体具有双重属性：在文化维度上，他们是活态的文化基因库，通过口传心授保存着村规民约、民俗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维度上，他们充当着文化治理的柔性力量，能够通过道德示范、技艺传承等方式化解基层矛盾，增强社区凝聚力。

这种身份的特殊性源于其文化根脉的在地性。如费孝通所言，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即便在城镇化率达65%的今天，超过5亿农村常住人口的文化认同仍深植于土地。陕西凤翔泥塑传承人胡新明家族六代坚守技艺传承，同时创办合作社带动200余户村民增收的案例证明，乡土文化能人正是这种“在地性”与“现代性”的完美结合体。

乡村振兴中的核心功能

在经济振兴层面，乡土文化能人发挥着产业催化作用。河北武强县通过“公司+非遗工坊”模式，将年画技艺转化为年产值超2亿元的文化产业，带动全县建立32个专业合作社。这种转化不仅体现在实体产品上，更表现为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重构。河南叶县“山水常村”电商直播基地培养的乡土主播，通过短视频日均销售农产品5000单，创造性地将田间劳作转化为文化展演。

文化传承方面，他们架起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桥梁。贵州榕江“村超”赛事中，侗族大歌与足球竞技的融合展演，使古老歌谣获得亿万次网络传播。这种创新并非简单的形式嫁接，而是如学者王克修指出的“内生智慧与创意设计的有机融合”，在保持文化本真性的同时拓展传播边界。

社会治理功能则体现在文化认同的再生产过程中。四川泸州的田野调查显示，具有威望的乡贤通过调解纠纷、组织民俗活动，能使基层矛盾化解效率提升40%。这种非制度化的治理方式，恰是《乡土中国》所述“礼治秩序”的当代延续，在法治框架下形成有效的治理补充。

培育机制与路径创新

政策体系的构建为人才培养提供制度保障。国家文物局推动的“传统村落保护工程”，五年间修复古建筑2.4万处，同步培育出3.7万名古建修缮技工。农业农村部实施的“先锋计划”，则通过数字技术培训，在72个县域培育出既懂农业生产又擅新媒体运营的复合型人才。

培育模式的创新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产学研”融合，如江西黎川油画产业基地与中央美院合作，既传承传统瓷板画技艺，又培养出500余名现代艺术创作者；二是数字赋能，浙江乌镇建立乡村数字文化馆，利用VR技术开展非遗沉浸式教学；三是社群激活，山西五村通过“播种节”等民俗活动，使普通村民转化为文化传播节点。

人才吸引机制突破城乡壁垒。政策创新方面，江苏昆山试点“乡村人才公寓”制度，为返乡青年提供三年免租创业空间；市场驱动方面，云南“乡土公社”平台吸引2000余名城市设计师参与乡村文创开发，形成城乡智力资源的双向流动。

现实挑战与发展对策

当前培育体系面临三重困境：人才断层危机（60岁以上非遗传承人占比达58%）、知识更新滞后（仅12%的乡土能人接受过系统培训）、评价机制缺失（79%的县市缺乏文化人才认证标准）。破解之道需多方协同：在法律层面加快《乡土文化保护法》立法进程，确立技艺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在教育层面构建“县域职业院校+大师工作室”的二元培训体系；在技术层面推广腾讯“数字乡民”计划，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文化确权与价值转化。

未来研究应聚焦三个方向：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转译机制、数字技术对乡土认同的重构效应、城乡文化要素的流动模型。如清华大学乡土建筑研究所近年开展的“数字乡愁”项目，通过三维扫描技术建立200个传统村落数字档案，为文化传承提供新思路。

站在乡村振兴的历史节点回望，乡土文化能人群体恰似文化DNA中的双螺旋结构——既保持着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又具备与现代文明结合的突变能力。他们的实践表明，乡村文化振兴不是简单的遗产保存，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构建新的意义系统。当青年创客用无人机拍摄梯田春耕、当银发匠人在直播间展示榫卯技艺，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正在书写着一部属于21世纪的中国乡村文明演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