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技艺的传承人认定体系，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机制。自2007年起，文化和旅游部通过五批认定，共命名3068位国家级传承人，后因动态管理退出机制调整，截至2025年第六批名单公布后，总数已达3998人。这一体系不仅注重技艺的保存，更强调传承人在文化实践中的核心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传承人需具备“代表性”与“传承能力”，并需通过申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严格程序。例如，第六批传承人认定历时三年，经过材料复核、专家初评等环节，最终从全国申报中筛选出942人，涉及绿茶制作、汴绣、太极拳等十大门类。

这一机制的科学性体现在分类管理的细化。传统技艺被纳入“传统手工技艺”类别，并进一步细分为陶瓷、织绣、金属工艺等子类。学者向云驹指出，分类体系需兼顾功能性与文化属性，既要体现实用价值（如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也要彰显审美价值（如蜀绣异色异形针法）。动态退出机制强化了传承的严肃性，截至2025年已有12人因保护不力失去资格，这体现了“活态传承”的本质要求。

二、地域分布与文化多样性

中国传统技艺的传承人分布呈现显著的地域特征。以第六批名单为例，河南省34人入选，涵盖太极拳、信阳毛尖茶制作等特色项目；浙江省的杭罗织造、江苏省的苏州评弹、广东省的香云纱染整等，则凸显了江南与岭南的工艺传统。这种分布与地域文化生态紧密相关：例如，四川彭世平的蜀绣创新依托于成都两千年的织绣传统，而顺德黄田胜的香云纱技艺则依赖当地特有的薯莨与河泥资源。

民族多样性亦是重要维度。在国家级传承人中，既有汉族工匠，也有苗族、回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代表。例如，仫佬族手工编织技艺传承人吕艺，通过六代人的实践，将民族纹样与现代设计结合，推动了技艺的跨文化传播。学者王文章曾强调，非遗保护需关注“文化空间”的整体性，即技艺与其依存的自然、社会环境不可分割。这种理念在云南普洱茶制作、内蒙古皮艺等项目中得到充分体现。

三、创新实践与当代转型

传统技艺的存续离不开创新。第六批传承人中，48位纺织类传承人通过技术改良与市场融合，展现了传统工艺的现代生命力。例如，杭州洪桂贞将杭罗“水织法”与冰感面料结合，吸引了年轻消费群体；佛山黄田胜探索香云纱与宋锦的跨界融合，打造出高端服饰新品。这些案例印证了学者宋俊华的观点：非遗传承需从“博物馆式保存”转向“生产性保护”，即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赢。

技术创新与数字化也成为重要路径。张小泉剪刀传承人陈伟明在保留72道手工工序的引入3D建模优化剪刃角度，使传统锻制技艺适应工业化生产。传承人通过短视频平台展示技艺，如蜀绣大师彭世平在社交媒体分享《熊猫福宝》创作过程，以“可视化传承”吸引上万粉丝。这种传播方式突破了地域限制，为技艺传承注入新活力。

四、挑战与保护策略

尽管取得进展，传统技艺仍面临严峻挑战。数据显示，70岁以上传承人占比超过40%，部分技艺因后继无人濒临消亡。为此，文化部建立了“传承人+保护单位+学校”的协同机制。例如，河南通过非遗进校园项目，将汴绣、钧瓷制作纳入职业教育体系；浙江推行“大师工作室”模式，由企业提供研发资金，高校参与设计创新。

政策层面的保障同样关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要求各地制定五年保护规划，并对传承活动实施年度评估。学者苑利建议，未来需构建“传承人—社区—产业”的生态链，例如将传统技艺与乡村旅游结合，形成可持续的地方经济模式。

中国传统技艺传承人名单不仅是一份名录，更是中华文明活态传承的基因图谱。从动态认定机制到地域文化表达，从技术创新到系统性保护，传承人的实践揭示了非遗保护的核心命题：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守护文化根脉。未来，需进一步强化跨学科研究（如技艺数字化存档）、完善传承人权益保障，并探索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输出路径。唯有如此，传统技艺方能从“遗产”转化为“资产”，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