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是文明演化的精神基因，是民族特质与历史记忆的凝练表达。与静态的“传统文化”不同，文化传统强调动态的延续性，既包含儒家、道家等思想体系，也涵盖节日民俗、手工技艺等生活实践。正如爱德华·泰勒所言，文化是“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的复杂整体”，而文化传统则是这一整体的生命脉络，通过代际传递形成民族的身份标识。例如，中国“六经”作为中华元典，不仅承载上古历史，更塑造了中华民族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其价值观贯穿两千余年，成为社会运行的隐形法则。

文化传统的核心在于其双重属性：既是历史的积淀，又是现实的活态存在。东汉时期，“传统”一词原指皇权世袭，后演变为文化延续的概念。这种演变揭示了文化传统与民族性的紧密关联——如春节的团圆习俗、书法的笔墨意蕴，既源自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又在现代生活中被重新诠释。正如爱德华·希尔斯所述，传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文化力量”，即便经历“五四运动”等反传统浪潮，文化传统仍以韧性推动社会回归其内在逻辑。

二、非遗传承人的核心定义

非遗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他们以技艺实践维系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非遗传承人需掌握百年以上历史、以活态形式原真传承的技艺，并在表演艺术、工艺技术或民俗仪式领域具有代表性。例如，云南白族扎染技艺传承人需精通植物染料提取、图案设计等完整工序，其作品须体现代际传承的纯粹性。

成为非遗传承人需通过严苛认定程序。申请人需满足“亲自参与活态传承”“原汁原味掌握技艺”等标准，并逐级提交材料至省级文化部门评审，最终由国务院认定公布。这一制度设计旨在筛选出兼具技艺深度与文化责任感的传承者。如景泰蓝制作传承人不仅需掌握掐丝、点蓝等108道工序，还需承担带徒授业、创新设计的双重使命。然而现实中，部分传承人因老龄化或商业化冲击，面临“有艺可传，无人可继”的困境，凸显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三、文化传统与非遗传承人的互动关系

文化传统为非遗传承提供价值根基，非遗传承人则是传统再生的实践主体。以茶文化为例，陆羽《茶经》确立的“精行俭德”理念构成文化传统，而现代制茶技艺传承人通过改良发酵工艺，使传统茶道适应全球消费需求。这种互动印证了希尔斯“传统创造性转化”理论——传承人既需恪守技艺本源，又需注入时代创新。

二者的共生关系在危机中尤为显著。新冠疫情期间，苏绣传承人通过直播展示双面绣技法，不仅维系技艺传播，更以“针尖上的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认同。教科文组织《紧急情况下非遗保护原则》指出，非遗既能脆弱于灾害，亦可成为社区复苏的精神资源。例如，汶川地震后，羌族刺绣传承人组织技艺培训，既恢复生计，又重建族群文化记忆，彰显非遗传承人的社会修复功能。

四、当代挑战与创新路径

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对文化传统与非遗传承人构成双重冲击。数据显示，中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超过63岁，40岁以下仅占10%，技艺断层风险加剧。短视频平台催生的“非遗网红”虽扩大传播，但部分改编作品偏离原真性，如剪纸融入动漫元素导致文化基因稀释。

破解困局需构建多元保护体系。政策层面，云南建立传承人电子档案库，实施动态考核与荣誉退出机制；教育领域，职业院校开设“非遗保护”专业，将扎染、木雕等纳入课程，培养青年传承梯队。市场维度，“传承人+企业”模式推动宜兴紫砂、东阳木雕产业化，在保留核心工艺的同时拓展消费场景。这些实践表明，只有将制度保障、教育传承与市场活化结合，方能实现文化传统的可持续赓续。

文化传统与非遗传承人的关系，本质是精神基因与生命载体的辩证统一。前者为民族提供价值坐标，后者通过技艺实践赋予传统当代形态。当前，需从三方面深化保护：其一，建立“文化传统评估体系”，区分非遗的传承空间与创新边界；其二，推动传承人认定从“身份认同”转向“文化认同”，激发更广泛群体参与；其三，加强国际非遗合作，借鉴日本“人间国宝”制度经验，构建危机应对联动机制。唯有如此，方能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护文化根脉，让非遗传承人成为联通传统与未来的文明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