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历经千年积淀，形成了以民俗文化为血肉、古文字为筋骨的文化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俗文化研究院与以吉林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为核心的中国古文字研究机构，作为国家级学术重镇，始终以守护文明根脉、激活传统智慧为使命，通过田野调查、理论创新与技术融合，构建起传统文化研究的立体图景。本文将从学术传承、研究范式、社会服务与前沿探索四个维度，剖析两大研究体系对中华文明传承的独献。

一、学术根基与历史传承

中国民俗文化研究院的前身可追溯至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学运动。这场由周作人、顾颉刚等学者发起的文化启蒙，将民间歌谣纳入学术视野，标志着民俗学学科化的开端。经过钟敬文、刘魁立等学者的耕耘，研究院形成了“田野调查与文献互证”的学术传统，其编纂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八卷本，系统梳理了从神话传说到说唱艺术的文化脉络。而古文字研究则肇始于甲骨文的发现，于省吾、裘锡圭等学者在吉林大学建立的古文字学科，通过《古文字研究》年刊持续汇集学界前沿成果，至今已出版35辑，涵盖甲骨文考释、简帛文献校读等122项专题研究。

两大机构均体现出学术传承的自觉性。民俗研究院通过设立哈尔滨分院、深圳分院，将田野工作站延伸至金源文化腹地、改革开放前沿，形成“中央-地方”联动的文化保护网络；古文字研究团队则依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构建起覆盖甲骨、金文、简帛的全领域研究体系，并在西南大学等高校建立协同创新平台。这种学术脉络的延展性，使得传统文化研究始终保持着动态更新的生命力。

二、研究范式与技术突破

在理论建构层面，民俗研究呈现出多元范式并进的格局。钟敬文提出的“民俗文化学”强调从文化整体性视角解读民俗，而陈华文在《民俗文化学》中突破传统的三层次文化分层理论，提出“独特生活方式论”，将上层礼仪与民间习俗置于互动系统中考察。这种理论创新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得到验证：如王霄冰团队对海外俗文献的数字化整理，既抢救了散佚的《金瓶梅》插图画稿等珍稀资料，又通过数据库建设实现了文化记忆的全球共享。

古文字研究则经历了从考据学到智能化的范式转型。吉林大学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甲骨残片拼接难题，通过像素级图像分析使殷墟卜辞复原准确率提升至72%。清华大学黄德宽团队开发的“云游长城”数字平台，结合高光谱成像与三维建模技术，首次实现烽火台砖石风化程度的毫米级监测。这些技术突破不仅让冷门绝学成为“世纪显学”，更推动研究范式从个体释读转向系统性文明解码。

三、文化实践与社会赋能

民俗研究院的学术实践始终与时代需求共振。其参与的“海外藏中国民俗文献”项目，抢救性整理了流散在德、英、美等国的18类民俗文物，包括清代《岁时节令图》手卷与闽南傀儡戏抄本，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提供实物佐证。在深圳分院组织的“送文化进军营”活动中，书法家将《牢记使命》等作品融入军民共建，使民俗艺术成为培育文化认同的载体。

古文字研究的社会价值则体现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导的布达拉宫古籍修复工程，运用微生物检测技术攻克藏纸酸化难题，使15万页宗教典籍重获新生。而“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通过建立甲骨文大数据平台，将冷僻的学术成果转化为中小学汉字启蒙课程，实现学术资源向公共教育的转化。

四、未来发展与学科融合

面对数字人文时代的挑战，两大领域均需深化跨学科合作。民俗研究可借鉴古文字领域的AI文本分析技术，开发民间故事类型识别系统，如对“梁祝”传说进行跨地域叙事演化建模。古文字研究则可引入民俗学的语境分析法，从甲骨卜辞中还原商代祭祀仪式的时空场景。中国人民大学“树人杯”学术竞赛的实践经验表明，构建“强基计划-学术论坛-出版平台”的人才培养链条，是破解研究队伍青黄不接困境的有效路径。

在文明互鉴层面，民俗研究院与古文字团队可协同参与“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借助敦煌文献多语言对照数据库，解码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融合密码。而古文字研究中的计算甲骨学方法论，亦可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比较研究提供技术范式。

从殷墟甲骨到端午龙舟，从金石铭文到乡野歌谣，中国民俗文化研究院与古文字研究机构以学术薪火照亮文明传承之路。二者在守正创新中形成的“田野-文献-技术”三维研究体系，不仅重构了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方法论，更在人工智能与全球化语境下，为中华文明的价值重估提供了学术坐标系。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在数字人文、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探索协同创新机制，使古老文明智慧真正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