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一则“国家拟批准成立徽州文化特区”的虚假信息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引发公众广泛讨论。黄山公安迅速介入调查，确认该消息系网民朱某为博取关注凭空捏造，最终依法对朱某采取行政拘留措施。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网络谣言的典型生成与传播逻辑，也折射出当前社会治理中信息真实性与公共信任的深层矛盾。与此诸如“开车摸副驾大腿被罚”“高考三年支出48万考268分”等谣言频发，进一步凸显了网络谣言对社会秩序和公众认知的冲击。从虚构政策的臆测到民生话题的炒作，网络谣以多元形态挑战着信息生态的稳定性。

一、谣言的生成机制

社会热点的寄生性

网络谣言的诞生往往与社会热点紧密相连。以“徽州文化特区”谣言为例，其背景是公众对文化保护政策的长期关注。2007年，国务院曾就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展开论证，专家方利山提出跨区域保护建议。这一历史背景为谣言提供了“真实性外衣”，造谣者通过嫁接政策进程中的模糊信息，虚构“国家批准”的结论，利用公众对文化传承的关切心理实现传播扩散。类似地，2024年网络谣言中29.2%涉及虚构社会民生事件，如“苏州外企撤资”“农村医保退保潮”等，均是对公众焦虑情绪的精准捕捉。

技术赋能的低成本化

当前，AI工具的普及极大降低了造谣门槛。造谣者仅需输入关键词，即可生成包含时间、地点、人物的“新闻式”文本或视频。例如山西大同网民利用AI合成“寻子视频”，通过虚构走失儿童信息博取同情，技术生成的逼真画面使谣言更具迷惑性。技术工具不仅加速了谣言的生产效率，还通过算法推荐形成信息茧房，使同类谣言在特定群体中反复强化。

心理驱动的传播动机

从传播者视角看，流量经济催生了“谣言产业链”。黄山网民周某为提升家具店业绩，编造“高考巨额支出”短视频，通过制造教育焦虑吸引潜在客户。研究显示，短视频平台中近40%的谣言以视觉化形式呈现，添加煽动性文字后，信息传播效率提升3倍以上。这种“情绪优先”的传播策略，契合了公众在信息过载时代追求即时刺激的心理需求。

二、传播路径的媒介化

短视频平台的裂变效应

短视频已成为谣言传播的核心载体。以“开车摸副驾大腿被罚”谣言为例，陈某通过模拟执法场景、添加字幕特效，使虚假交规信息获得超200万次播放。短视频的碎片化特性，使得关键信息被剥离语境，观众更易接受片面结论。平台提供的“再创作”功能加速了谣言变异。如“柳州女子被侵害”谣言经历三轮加工：原始视频仅显示搀扶动作，二次传播添加性侵情节，第三次扩散则虚构自杀结局，形成“滚雪球”式失真。

圈层化传播的隐蔽性

微信、QQ等封闭社群成为谣言滋生的温床。江西赣州网民廖某慧在本地微信群散布“银行倒闭”谣言，引发1500名储户挤兑。此类谣言依托熟人社交网络的信任基础，通过“强关系链”实现快速渗透。研究指出，圈层化谣言的平均辟谣周期比开放平台长72小时，因其缺乏外部信息对冲机制。

跨国谣言的治理盲区

全球化背景下，谣言常借助跨境平台规避监管。2024年出现的“量子赋能种子”骗局，源头为境外网站发布的伪科学文章，经国内自媒体“本土化”改编后形成传播。此类案例暴露出现行属地管辖原则的局限性，亟需国际协同治理框架。

三、治理模式的困境

法律惩戒的滞后性

当前治理主要依赖《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造谣者行政拘留，如黄山警方对朱某的7日拘留。此类惩戒多属事后追责，难以遏制谣言源头。数据显示，2024年154起典型谣言案例中，仅23%在传播24小时内被拦截。学者杨秀指出，地方过度依赖“打击式”治理，忽视了对谣言生成土壤的结构性改造。

技术甄别的局限性

尽管自然语言处理（NLP）和机器学习已应用于谣言监测，但AI模型在语义理解上仍存缺陷。例如“徽州文化特区”谣言中，“拟批准”等模糊表述规避了关键词过滤机制。专利CN103902621A提出的多维度鉴定方法，虽能通过社交网络分析识别传播异常节点，但对内容真实性的判断仍需人工介入。

公众参与的缺失

政治沟通理论强调，谣言治理需构建与公众的对话机制。然而现状是，84%的辟谣信息仍通过政务网站发布，仅6%采用短视频互动形式。这种单向传播模式难以触达谣言的核心受众。浙江大学的实验表明，融入网民举报机制的协同治理模型，可使辟谣效率提升41%。

四、社会信任的重建

透明化信息公开

阻断谣言的根本在于压缩信息模糊空间。2007年徽州文化保护区规划过程中，黄山市通过多次专家论证会、媒体通报会主动释疑，使公众知情权得到保障。这种“过程透明”策略值得借鉴。2024年中央网信办推行的“政策解读短视频”项目，将晦涩文件转化为动画解说，使政务信息传播效率提升60%。

媒介素养的系统培育

新加坡的“谣言免疫力”教育计划提供参考：中小学课程增设信息验证模块，教授学生使用反向图片搜索、信源交叉比对等技能。国内可结合“双减”政策，将媒介素养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从认知层面构建谣言“防火墙”。

多元主体的协同网络

构建“-平台-用户”三级响应机制势在必行。需建立谣言数据库共享平台，如安徽网络辟谣榜每月公布典型案例；社交媒体平台可借鉴微博“谣言标记”功能，对转发者自动推送辟谣链接；普通用户则可通过“谣言公式”（R=I×A÷C）自主评估信息可信度，即通过衡量事件重要性（I）、模糊性（A）与自身批判能力（C）的关系，形成理性判断。

（总结）

网络谣言已从单一的信息失真问题，演变为考验社会治理能力的综合性挑战。徽州文化特区谣言事件表明，谣言的治理需要穿透“真伪判定”的表层逻辑，深入解构其背后的社会心态、技术杠杆与制度盲区。未来的治理路径应实现三大转向：从“事后惩戒”转向“源头预防”，从“主导”转向“社会共治”，从“局部管控”转向“全球协同”。建议进一步探索区块链技术在信源追溯中的应用，同时建立跨国谣言联合响应机制，在捍卫信息真实性的道路上，构建更具韧性的数字文明生态。